清代六大茶山茶葉的最高產量

作者簡介：

李路，云南茶馬古道學會特約學術委員，自由撰稿人。

2005年發(fā)起組織云南普洱茶產業(yè)誠信自律活動并發(fā)表全行業(yè)《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參加第二屆普洱茶國際研討會發(fā)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論文。此后十余年專注民國云南茶業(yè)歷史，先后在報紙刊物上發(fā)表文章數十篇。2019年撰寫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檔案館出版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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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洱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重新興起后，清代六大茶山茶葉最高產量成為一個關注的重點。至清以降，歷代志書對此并無記載，但坊間眾說紛紜，最高者言九萬擔也。然坊間傳說惜無可證史料，也未言所引出處，終流之于疑。

森林茶園

筆者查“九萬擔”一說最早出自李拂一先生。

1937年，拂一先生在《<到普思沿邊去>的駁斥與糾正》一文中曾提到：

思茅老一輩的大茶商見告，清道光、同治年間，易武區(qū)產額為七萬擔，倚邦區(qū)為二萬擔，年共九萬擔?；貋y后，產量銳減。光緒二十年間，易武區(qū)產額減為二萬擔，倚邦區(qū)產額減為四千擔，年共二萬四千擔。宣統年間，易、倚兩區(qū)共產一萬三千擔。

居于拂一先生治學的嚴謹，他明確說這個“九萬擔”的數據是依據“思茅老一輩的大茶商見告”，并不是直接的一手史料。

1955年，拂一先生在臺北出版《十二版納志》對六大茶山清代的茶葉最高產量繼續(xù)沿用“思茅老一輩的大茶商見告”說法。

1984年，拂一先生在臺北出版的《鎮(zhèn)越縣新志稿》一書中除沿用上述文字外去掉了“思茅老一輩的大茶商見告”這句關鍵字（見該書p14）。他在闡述檀萃所言“入山做茶者數十萬人”時有如下說法：

“若以三十萬人計，每人做茶最少百斤，共可得茶三千萬斤，和平擔（散茶每擔一百斤）三十萬擔，滿擔（成品每滿擔一百三十斤）二十三萬零七百六十九擔有奇。易武、漫撒占六山之一，平均應有產量一十萬平擔?！保ㄒ娫摃鴓66-67）

拂一先生以檀萃所言“入山做茶者數十萬人”證六大茶山產茶最高時達“九萬擔”為可信。但他又說這是在“嘉慶、道光間”（該書p14），“道光、咸豐間”（該書p67）。

要弄清此問題，首先應清楚檀萃所言“入山做茶者數十萬人”是在何年代！

檀萃，字豈田，一字默齋，號廢翁，安徽望江人。生于雍正三年（1725），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補云南祿勸知縣，以運銅船沉致虧，被劾落職為徒，配滇陽驛。后主持云南成材書院。嘉慶四年（1799）離滇返里，嘉慶六年至金陵（1801），沒于旅邸，年七十七。檀萃留存著述頗豐，“入山做茶者數十萬人”為其《滇海虞衡志》一書所言，其書為檀萃嘉慶四年（1799）前所著。這可明確檀萃所言系指乾隆年間之事。檀萃卒于嘉慶六年（1801），不會說后朝“入山做茶者數十萬人”，拂一先生說此事為“嘉慶、道光間”（該書p14），“道光咸豐間”（該書p67），自然有所失察。既然所引檀萃所說的是乾隆年間事，那么拂一先生以此判斷“清道光、同治年間，易武區(qū)產額為七萬擔，倚邦區(qū)為二萬擔，年共九萬擔?！眲t引證失據，不能成立。

李拂一言清代倚邦易武茶葉最高產量

再乾隆年間是否有可能入山做茶者數十萬人，筆者已在《六大茶山不存在什么乾隆盛世》和《檀萃入山做茶者數十萬人之考疑》兩文中否定了此說。

今天一些文章為彰顯、夸耀普洱茶歷史上的輝煌都在毫不膽怯地使用這個九萬擔的數據。數據說小了你都不好意思在普洱茶江湖上混。但對這一說法的來源卻掐去了拂一先生“思茅老一輩的大茶商見告”的前提，并失察于檀萃所言時段。

關于“六大茶山”茶葉產量目前看到清代最早記載的是雍正六年（1728）六月，鄂爾泰的《請?zhí)碓O普洱流官營制疏》，此奏章中說：

思茅接壤茶山，系車茶咽喉之地，請將普洱原設通判移駐思茅，職任捕盜，經管思茅六茶山地方事務。從前販茶奸商重債剝民，各山壟斷，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茶山產茶每年約六七千馱，即于適中之地設立總店，買賣交易不許客人上山，永可杜絕釁端。客商買茶每馱酌納茶稅銀三錢，令通判管理。試行年之后，征稅若干，定額報部再（議）。

這個“查六茶山產茶每年約六七千馱”應該在鄂爾泰來到“六大茶山”前就存在了。此后二百七十多年，還未看到記載清代“六大茶山”茶葉最高產量的可靠史料。當然這個“六茶山產茶每年約六七千馱”也不可能是清代茶山的最高茶葉產量。

回溯歷史，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中緬戰(zhàn)爭由雙方主將自行議和，這場延續(xù)多年，花費清朝九百一十一萬兩白銀的戰(zhàn)爭終于落下帷幕。時隔十八年后，即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雙方簽訂合約，清緬戰(zhàn)爭正式宣告結束。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政府正式解除對緬貿易封鎖。同時“如有內地民人在土司地界逗留者，立即嚴拏究治”的嚴令也相應撤銷。和平給滇省帶來了穩(wěn)定。

從乾隆末期，歷經嘉慶、道光兩朝，六大茶山享受了半個多世紀的美好時光。普洱茶由于乾隆后期的大力推崇，在嘉慶、道光兩朝茶山進入鼎盛時期。

1929年倚邦茶商有珍貴記錄：

五大茶山先思茅而開辟，當乾嘉道極盛時代，倚邦一街供養(yǎng)戲子兩班，逐日演唱，興盛之概不難懸揣。

1927年6月，象明縣倚邦茶業(yè)公會全體會員在呈文中說到：

竊倚邦、易武兩土署山多地瘠，并無田畝，惟產茶特佳，號稱五大茶山，在昔頗著盛名。所產茶數，倚邦三山半約二萬擔，易武一山半亦不下萬擔。清廷責貢之初，年額六萬六千斤，指定要倚邦茶，其繁盛亦可想見矣。

倚邦茶業(yè)公會提到的這個三萬擔數字是指杜文秀造反前茶山繁盛時的情況。這條史料比李拂一先生聽到的應該更直接，畢竟這些茶商們就在茶山，對于自己的歷史會更清楚一些，他們不會將九萬擔的光榮歷史降低為三萬擔吧。從來只有說“殺敵三千”邀功請賞，不會說“殲敵八百”，自貶戰(zhàn)績。其實三萬擔茶葉對一個不大的區(qū)域來說已經是個很高的數字了。

1927年倚邦茶葉公會言清代茶葉產量

1929年12月，倚邦茶商在給省務委員會的請愿書中說：

象明縣屬之倚邦、易武乃昔著名之五大茶山。前清嘉慶、道光年間，每年出口茶葉數在二萬余千擔，年解貢茶六萬六千斤。

這與1927年的說法基本一致。

1935年10月，易武同慶號、同興號、同昌號、車順號等十數家茶商留下的文檔中記：

前清嘉、道年間種植茶樹數萬萬株（原文如此，筆者注），居民衣食于是有賴。一般茶民不肯采摘茶芽，即揉茶號家亦不使用，兩相保護則茶樹茂盛，逐年所產增加，幾及萬擔。茶民豐富、茶號林立，運輸者人喊馬嘶，聯絡不絕于途。

這里說易武在嘉、道年間產茶“幾及萬擔”，也與倚邦茶商所說基本符合。

1938年，鎮(zhèn)越縣長趙思治所修《鎮(zhèn)越縣志稿》載：

本縣一區(qū)（指易武）與（象明）區(qū)倚邦在內數百年稱五大茶山。乾嘉時代最為興盛，人口繁殖，商旅云集，每年產茶達萬擔以上。

《新纂云南通志》載：

（清代）茶厘：普茶厘金《舊章》定每細茶一擔收銀一兩二錢，粗茶每擔收銀一兩，其寶紅茶每百斤收銀四錢。各局年約收銀二萬八千至三萬兩不等。

這是官方權威的數字了，即使有逃票的那也是極少數。按此征收的厘金“二萬八千至三萬兩不等”計，“普茶”銷售也不會超過三萬擔。

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杜文秀部攻陷普洱府城。同月，思茅廳城也陷。府城既陷，杜文秀部分兵四岀，整董、猛烏、倚邦、易武茶山一帶地方疊被攻陷。

清庭與杜文秀軍在普洱、思茅、六大茶山一帶反復爭奪，史載，兵禍之處“大肆焚擄淫殺，所過之地盡成邱墟，鄉(xiāng)民幾無噍類矣。……自兵燹后，茶山砍毀殆盡，產茶稀少，商販零星?！?

從同治十二年開始，清政府對云南稅負采取了一系列減免。這一時期的稅負減免，時間跨度二十多年，對云南休養(yǎng)生息起到了積極有利的作用。

高士品茗圖

光緒時期，云南政局得到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穩(wěn)定，1889年蒙自海關開關和后來滇越鐵路的開通，都使茶山得到一定發(fā)展。光緒一朝是六大茶山發(fā)展的第二個高峰時期。

民國二年（1913年），易武土把總伍樹勛向漫乃厘金總局王得春反映，漫乃厘稅兩款每年收萬兩以上，這是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以前的情形。以此推算光緒年間的茶葉也在萬擔左右。

據《新纂云南通志》載，宣統元年（1908），六大茶山所設漫乃、倚邦兩厘金局征收的厘金的數額分別是七千三百兩和一千四百兩，共計八千七百兩。厘金稅目包括茶葉、牛、騾馬、豬、牛皮等。茶葉征厘不到一萬擔。

1911年12月，意大利人思茅海關代理稅務司羅范西（F.Rospigliosi）記載：

茶葉，及著名的普洱茶，以質優(yōu)聞名，生長在中國撣邦江洪鎮(zhèn)（漢人稱為九龍江）以南的山區(qū)。其主要產茶地是倚邦、易武、攸樂、漫撒和漫臘，它們都位于江洪境內，湄公河以東地區(qū)，年產量約為一萬騾箱，年產值達到10萬-12萬兩，即每擔10-12兩。

這里的“年產量約為一萬騾箱”時間跨度是1901年至1911年間，即光緒二十七年至宣統三年的平均年產量。

1934年5月，鎮(zhèn)越縣縣長鄧扶漢向云南省實業(yè)廳報告：

縣屬易武屬產茶區(qū)域，為五大茶山之一，在昔產額百萬斤以上，概係運輸法越，英緬各地，為出口華茶之大宗。

“百萬斤以上”也就是“萬擔”多些。

從以上史料判斷，光緒一朝六大茶山的茶葉產量達到一萬擔左右。

新中國成立后，鎮(zhèn)越縣改名為勐臘縣。易武、倚邦均屬勐臘縣。1994年12月出版的《勐臘縣志》對茶山茶葉歷史最高產量也采取了一個穩(wěn)健的說法：

清乾隆至光緒初年（1736~1875），縣境五大茶山周圍八百里，年產茶葉上萬擔。光緒二十二年（1895）勐烏、烏得割讓法國后，茶葉銷路受阻，茶葉產量減至5000擔。……據史志記載，歷史上茶業(yè)旺盛時期年產量達萬擔以上。

《勐臘縣志》雖然只說五大茶山沒有涵蓋攸樂茶山，但即使加上攸樂茶山，距九萬擔的說法還是太遙遠了些。

仕女奉茶圖

我們再從新中國成立后勐臘縣的茶園面積和茶葉產量來看一下這個問題。1949年勐臘縣茶葉面積為2770畝，產茶401擔，經過40年的發(fā)展，到1988年，茶葉面積達到25567畝，產量達9456.7擔?？紤]到新中國成立后，茶葉畝產量要比清代高，要達到9萬擔（按每平擔100斤算，合900萬斤）的產量，在清代，易武、倚邦的高桿茶園需要有多少畝？有這可能嗎？

“九萬擔茶葉”確實是一個“思茅老一輩茶商見告”的美好傳說。

在沒有其他可證史料出來前，對于清代六大茶山茶葉歷史最高產量，筆者個人傾向于在嘉慶、道光年間普洱茶的最高產量曾達到了三萬擔左右。

本文圖片由李路老師提供，如需使用，需經同意。李路老師新書《普洱貢茶——清代六大茶山的崛起與興衰》一書即將出版，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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