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很多城市，在西強東弱的近代背景下，都曾有過“洋氣”的稱號。
比較耳熟的，上海是“東方巴黎”，哈爾濱是“東方莫斯科”。
還有一個漢口是“東方芝加哥”。
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漢口是通商口岸之一。
1861年，漢口正式開埠，對外貿易起飛，成為“駕乎津門，直逼滬上”的全國第二大城市，被美國人稱為“東方芝加哥”。
茶葉，小小的樹葉，在漢口這條荊楚之龍的起飛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個場景或許可以說明：從龍王廟到丹水池，長達20里，沿岸碼頭林立，每天停泊近千艘茶船。
“漢口商務之盈絀，尤專視茶葉之盛衰”，晚清洋務派代表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認為，茶葉關系漢口的興衰。
長江一萬二千里，為什么是漢口?
明成化年間，漢水改道，漢口從漢陽剝離，獨立成鎮(zhèn)。
長江和漢水在此交匯，上通巴蜀，下達江南，北通襄陽，南連鄱陽湖、洞庭湖水系，所謂“巨鎮(zhèn)水陸沖，彈丸壓楚境”。
如此要沖，“雖不欲雄天下，不可得也”，地理學家劉獻廷在《廣陽雜記》里如此感慨。
清朝初年，漢口力壓景德鎮(zhèn)、朱仙鎮(zhèn)、和佛山三大名鎮(zhèn)，傲然成魁首，有“北貨南珍藏作窟，吳商蜀客到如家”的美譽。
九省通衢，容納八方，漢口恰恰又是湖北、湖南和江西產茶省的中心地帶，三省茶葉匯聚于此。
據《清史稿》記載，更有四川茶順江而來，陜甘茶循漢水南下，祁門茶經鄱陽湖，溯江而上。
廣闊的腹地，為漢口提供了海量的茶葉。
開埠之前，漢口已經形成了茶葉市場，比如在1837年-1839年，漢口由恰克圖銷往俄國的茶葉，年均7萬多擔。
開埠，起高樓
1861年，漢口正式開埠，對外通商，從傳統(tǒng)的商業(yè)市鎮(zhèn)，霍然轉型，成了近代商業(yè)大都會。
1861年，漢口港出口茶葉8萬擔。
1862年，躍升到21.6萬擔。
又10年，翻了10倍。
1871-1890年，漢口的茶葉出口進入鼎盛階段，年平均出口茶葉200萬擔。其中1886年高達268萬擔。
據《江漢關貿易報告》和《海關十年報告——江漢關》的數據，1895年，漢口茶葉出口14965255兩，占出口總額的41%。
新樓新人新風尚
外貿的興盛，吸引外國移民、各地商人、手工業(yè)者、小商販、周邊農村的農民紛紛匯集漢口，讓漢口成了一個移民城市。
19世紀80年代，漢口只有18萬人。
1911年59萬人，翻了3倍多。而同一時期，武昌僅16萬人，漢陽僅7萬人。
新人新風尚，關于茶，一個顯著的變化是茶館。
清朝前期，漢口只有幾十家茶館。開埠之后，到1909年，漢口茶館的數量達到了250家。
高檔茶館有怡心樓、漢上第一樓等，提供雅座，戲廳，彈子房、閱覽室等服務，主賣上乘毛尖茶，兼賣刨冰、汽水等西式飲料，專供社會高層和洋人。
而大茶園，則是普通百姓繁碌生活里一時忘憂的好去處，一邊喝茶，一邊欣賞彈唱、說書、雜技、戲曲等表演。
沙上高樓，難耐風吹雨打
19世紀末，因為印度、錫蘭、爪哇和日本茶葉的崛起，資本主義方式生產的低廉茶葉，迅速擠占了英美市場，全國茶葉出口逐年衰微。
但俄國人依然“鐘情”漢口的茶。
一是俄商就地開廠做茶，茶葉成本較低;二是習慣使然。
俄羅斯“偉大的茶葉之路”研究會會長尼古拉·費里申認為，漢口開埠后，大量俄商在漢設茶廠，磚茶源源不斷地輸入俄國，養(yǎng)成了普通俄國人的飲茶習慣。
1887年，一家俄國洋行試運了一批印度阿薩姆茶葉回國，因為印度茶葉的茶味太濃，不受俄國人喜歡。
1891年，漢口運往英俄的茶葉26.2萬擔，其中俄國18.3萬擔，占比69.84%，可見俄國市場對漢口的重要性。
這就使得漢口的茶葉貿易得以延續(xù)，取代福州，成為中國第一大茶貿易港。
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fā)，俄國市場喪失，漢口茶葉完全衰落下去。
國不強，茶難興。
清末的漢口，雖然以茶興埠，甚至以當時西洋的著名商業(yè)中心城市芝加哥類比，終究難抵國運的跌宕。
須待近百年后，才能在中華復興的大潮流下，重現荊楚勝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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