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倡導、地方政府推動、地方精英積極參與的新政運動中，20世紀最初的10年出現了一個城市改良的熱潮，城市成為工商業(yè)、教育以及社會改良的中心。在這一時期，地方精英在國家權力的支持下，積極參與改良，擴展他們對民眾的影響，確立其社會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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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顯示了精英隊大眾文化所持的態(tài)度，以及國家對待茶館生活的一貫政策。在晚清以來日益流行的崇尚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下，茶館經常作為“惰性”或“落后”生活方式的典型而受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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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文獻中，茶館總是被指責為各種社會弊病的萌生地，諸如糟糕的衛(wèi)生條件、散布流言蜚語、賭博、下流表演等，不一而足。因此，茶館不斷成為社會改良者所針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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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運用政府力量對茶館進行嚴格控制，作為國家權力深入社會并對社會全方位操縱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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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些改良精英肯定茶館的積極因素，承認茶館在社會生活中的中心角色，但許多西化的地方精英配合國家觀念，對茶館持否定態(tài)度，為政府限制、控制、攻擊茶館文化的正當性提供了根據。這些措施有的緩和有的嚴厲，視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的情況和趨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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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大眾文化的大趨勢下，成都警察成立伊始，便在1903年制定了《茶館規(guī)則》，作為城市改良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反映了政府從一開始便對茶館問題十分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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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總是人們談論政治的地方，各種社會集團試圖利用它為其服務。在那里，國家竭力實施社會控制，精英傳播改良思想，普通民眾談論政府政策，發(fā)泄對現實的不滿等。茶館本身也難免經常卷入政治活動，如反對增稅、抗議對茶館的限制、參加各種慈善救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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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底“是不安的、焦急的、渴望的，在公園的茶館里和在街頭，充滿著躁動。一個不安的城市，正面臨著騷亂”。茶館不再只是人們閑聊的地方，而且充滿著政治辯論和政治活動，“‘來碗茶’的吆喝，即是激動人心演講的開始，吸引了三教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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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變成了一大群，一些人甚至站著聽人們辯論，人們關心鐵路國有化和對外貸款的問題。這場散了，它們又到另一個茶館聽辯論?！?/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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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茶館抓住時機，參加更多的公益事務，以提高其社會聲譽。例如，它們參加全國和地區(qū)性的賑災活動。1909年可園邀請著名演員演戲，將兩天收入捐給甘肅賑災。次年，悅來茶園組織湖南賑災義演，票價1元，1400多人購票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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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萬春茶園宣布將兩天的演戲收入獻作“國民捐”，并動員人們踴躍購票。雖然茶館以慈善活動來為其演出做宣傳、提高知名度并招徠生意，這些活動也使它們同國家和地方政治聯系在一起。
?內容整編 兮淺
?內容來源：《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王笛 譯著
?圖片來源：微博@攝手座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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