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政府倡導(dǎo)、地方政府推動、地方精英積極參與的新政運動中,20世紀最初的10年出現(xiàn)了一個城市改良的熱潮,城市成為工商業(yè)、教育以及社會改良的中心。在這一時期,地方精英在國家權(quán)力的支持下,積極參與改良,擴展他們對民眾的影響,確立其社會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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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顯示了精英隊大眾文化所持的態(tài)度,以及國家對待茶館生活的一貫政策。在晚清以來日益流行的崇尚西方價值觀的影響下,茶館經(jīng)常作為“惰性”或“落后”生活方式的典型而受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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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文獻中,茶館總是被指責(zé)為各種社會弊病的萌生地,諸如糟糕的衛(wèi)生條件、散布流言蜚語、賭博、下流表演等,不一而足。因此,茶館不斷成為社會改良者所針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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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運用政府力量對茶館進行嚴格控制,作為國家權(quán)力深入社會并對社會全方位操縱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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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些改良精英肯定茶館的積極因素,承認茶館在社會生活中的中心角色,但許多西化的地方精英配合國家觀念,對茶館持否定態(tài)度,為政府限制、控制、攻擊茶館文化的正當(dāng)性提供了根據(jù)。這些措施有的緩和有的嚴厲,視當(dāng)時政治、經(jīng)濟、社會的情況和趨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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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大眾文化的大趨勢下,成都警察成立伊始,便在1903年制定了《茶館規(guī)則》,作為城市改良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反映了政府從一開始便對茶館問題十分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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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總是人們談?wù)撜蔚牡胤?,各種社會集團試圖利用它為其服務(wù)。在那里,國家竭力實施社會控制,精英傳播改良思想,普通民眾談?wù)撜?,發(fā)泄對現(xiàn)實的不滿等。茶館本身也難免經(jīng)常卷入政治活動,如反對增稅、抗議對茶館的限制、參加各種慈善救災(zā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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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底“是不安的、焦急的、渴望的,在公園的茶館里和在街頭,充滿著躁動。一個不安的城市,正面臨著騷亂”。茶館不再只是人們閑聊的地方,而且充滿著政治辯論和政治活動,“‘來碗茶’的吆喝,即是激動人心演講的開始,吸引了三教九流?!?/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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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變成了一大群,一些人甚至站著聽人們辯論,人們關(guān)心鐵路國有化和對外貸款的問題。這場散了,它們又到另一個茶館聽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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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茶館抓住時機,參加更多的公益事務(wù),以提高其社會聲譽。例如,它們參加全國和地區(qū)性的賑災(zāi)活動。1909年可園邀請著名演員演戲,將兩天收入捐給甘肅賑災(zāi)。次年,悅來茶園組織湖南賑災(zāi)義演,票價1元,1400多人購票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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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萬春茶園宣布將兩天的演戲收入獻作“國民捐”,并動員人們踴躍購票。雖然茶館以慈善活動來為其演出做宣傳、提高知名度并招徠生意,這些活動也使它們同國家和地方政治聯(lián)系在一起。
?內(nèi)容整編 兮淺
?內(nèi)容來源:《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王笛 譯著
?圖片來源:微博@攝手座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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